◎林克

　　爆款影视剧有公式吗？温暖这恐怕是每一位电影投资者苦苦寻找的答案。在这个大数据时代，现实一切似乎都可以总结出规律，主义影视剧自然也不应该成为例外。创作

　　无独有偶，套路我最近恰好看了一部名为《大楼里只有谋杀》（Only Murders in the Building）的失灵美剧，创作者就此揶揄好莱坞的温暖制片人。女主角为了查案随口编出自己要写一个关于纽扣的现实电影，制片人利用大数据测算这个主题一定会大卖；而结尾处女主角真的主义想要写一个与自己生命经验相关有血有肉的故事的时候，制片人反而不感兴趣……

　　以上的创作情节也许只是剧集的夸大，但将其平移到当下国内的套路创作环境，似乎也并不违和。失灵纵观近年来的温暖很多影视剧创作，我也常常会有某种疑惑：这些换汤不换药的现实故事，真的主义是编剧写出来的，还是AI根据大数据编出来的呢？

　　与好莱坞生产大量高概念（high concept）电影，追求高投入高回报的路径不同，中国的高票房电影的现实含量往往较高，以至于形成了一种所谓“温暖现实主义”的创作套路。电影作者仿佛只需要找到大牌明星加持，将社会问题加以柔化，用一个励志温暖的结尾弥合裂痕，带给观众有笑有泪的体会，就能获得不错的收益。

　　其中，由文牧野执导，拍摄于2018年的《我不是药神》算得上是其中最为成功的一部，这部电影不但收获了31亿元的票房，豆瓣评分更是高达9.0。《我不是药神》的成功让后续的效仿者无数，诸如《我的姐姐》《人生大事》《奇迹·笨小孩》……都可以算作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2024年上半年，视频平台爱奇艺的一场发布会上，首席内容官王晓晖曾经在讲演中表示真正能够记录时代，最大的爆款一定来自现实主义题材。他还认为，创作者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是温暖现实主义，弘扬真善美；二是批判现实主义，鞭挞假恶丑。

　　事实上却是，在诸多的影视剧中，温暖却显得过于甜腻了。就以爱奇艺今年的开年大戏《南来北往》为例，这部电影以铁路警察这样一个特殊的职业切入，以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揭开中国几十年的社会变化，而铁路也作为一个意象象征着时代列车的飞驰……作为一部主打合家欢的作品，《南来北往》的整个基调是喜剧色彩的，重点突出了时代变迁带给人们的机遇和可能性，却鲜少展现这个过程中被遮蔽和折损的部分。

　　只有在剧集的最后，最有生命力的女性姚玉玲堕入了生活的窘境，原因则是她爱慕虚荣，选择了错误的丈夫，而她的前男友牛大力，则一跃成为时代的宠儿，拥有了年轻的女友……当一切都烟消云散，《南来北往》留给观众的是这样一个关于时代的注脚，多少显得有些头重脚轻的轻浮感。

　　尽管过去有句老话说“一招鲜，吃遍天”，所谓的“现实+明星”的创作法则也有失去魔力的一天，当电影创作者一味地迎合观众的口味，失去了真诚表达的基础，剧本越发像是AI制作的时候，也将是被观众抛弃的时候。

　　虚浮的痛点

　　2024年的暑期档，徐峥导演的《逆行人生》本该是一部“爆款”作品，该片不但由沉寂数年的徐峥亲执导筒，还邀约到辛芷蕾等明星加盟。而且，从叙事策略来看，这部电影可谓最得《我不是药神》的“真传”，剧情的起承转合，人物塑造的细微之处，都有很多前作的影子。但有趣的是，《逆行人生》不但没有收获预期的票房和口碑，还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有的地方的网友甚至号召“抵制”这部电影，理由是：再也不想看到富人演穷人。

　　富人真的不能在电影里扮演穷人吗？如果遵循这样一条创作法则，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电影恐怕都无法成立。但网友的愤怒又似乎并非毫无道理，与其说他们是“仇富”，还不如说他们是厌倦了这种并不真诚的创作态度。

　　“没苦硬吃”——这是网友对《逆行人生》的主人公高志垒的评价。作为一个在上海拥有千万房产的大厂程序员，他在失业后选择了送外卖养家糊口。为了增加这种选择的真实性，徐峥安排角色曾经深陷“P2P”骗局，父亲生病，妻子无业，女儿还要上国际学校，等于集合了各种网络流传的中产遭遇。但值得玩味的地方在于，即使如此，高志垒也没有打算放弃自己那套拖累自己的房产，明明将其售卖出去，哪怕是租住一套差不多大小的房子，一家人的困境就可以解决，甚至还能获得不错的存款。

　　在这部电影中，高志垒经历了底层外卖员几乎所有可以想见的不快：他被熟人认出；被投诉扣钱；还发生过交通事故……最终成长为一位业务熟练的金牌外卖员。电影好几次刻画他是如何一点点失去尊严，仿佛一定要刺痛观众，但是他的困境真的真实吗？或许是为了所谓的戏剧性，电影还塑造了几位和高志垒一起送外卖的同事，并且一点点揭开他们的故事，这个群体中，不论是要养活孩子的单身母亲，还是拖家带口来城里的农民工，电影虽然没有用过多的篇幅去展现他们的苦难，但个个都比男主角更具有现实冲击力。其中，演员王骁饰演的老抠为了给罹患白血病的女儿治病，和一家几口人挤在即将被拆迁的危房中，一分一厘地攒着血汗钱……徐峥选择让高志垒置身在老抠的家中，说着虚浮关心的话语，那一刻电影的意义仿佛也被消解了。

　　至于去年的话题电影《消失的她》也是如此，电影一边以女性主义为卖点，宣扬着“反对恋爱脑”的价值观，一边又在贩卖和消费女性，引来了一众批评。学者戴锦华就说：“整部电影，观众都是站在男性（即杀人犯）的一边来经历的。”

　　或者说，这部电影其实没有关注任何女性的结构性遭遇，它只是反复地以一个邪恶的男性视角展开叙事，在谎言中让观众去辨别善恶，最终引导出这样一个逻辑——只要女生不要恋爱脑，悲剧就不会发生。

　　或许真正的痛点反而是男主角最后的咆哮，他对妻子的闺蜜说：“我想要成功有什么无耻的？我做这一切（注：指赌博）都是为了配得上她！我只是没有好的父母！她花她父母的钱就更高贵吗？没有！我只是投错胎了。”

　　至此，这部电影和它的原型已经没有太多关系，该片的主创只是利用了原本社会新闻中丈夫杀妻的耸人听闻，给观众奉献上一出有关阶层和性别的恐怖片。与其说电影是关乎于女性的，不如说它更关乎于阶层，在整部电影的叙事逻辑下，我们不难得出一个令人不适的结论：似乎越是出身底层就越是有黑化动因，婚姻就应该门当户对。

　　行笔至此，我想也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逆行人生》《消失的她》等影片看上去完全不是一个主题的作品，但在所谓的电影产品经理思维中，这些面向大众的电影产品的核心，事实上是一致的，他们需要不断地刺痛观众，又不能让他们难堪，而在这个经济下沉的时代，再也没有什么比阶层滑落更让人恐惧的。唯一不同的是，《消失的她》精准地把握了普通人的心思，而《逆行人生》所描述的中产生活，实在离普通观众过于遥远。

　　消解的批判

　　2024年的中秋档期竟然异常激烈，除了话题电影《出走的决心》之外，还有家庭伦理片《祝你幸福》与社会问题片《野孩子》。很难说是巧合，三部电影其实都有坚实的现实基础打底。《出走的决心》改编自视频博主“50岁阿姨自驾游”苏敏的真实故事；《祝你幸福》则与2013年发生的江苏宜兴冷冻胚胎继承案有关系；《野孩子》则明确表示原型是发生在陕西渭南的“流浪兄弟”。

　　可见，中国社会的广袤和复杂给予了电影创作者无限的素材宝库，他们将这些社会现实进行提炼和加工，使之以电影的方式再度进入公众的视野，并且期待着持续的回响。

　　在这几部电影中，《祝你幸福》的票房最低，也最为可惜。电影以三个家庭的悲剧作为切入点，以“孩子”问题作为核心矛盾，揭开了中国家庭的血脉和人伦的困境（事实上，电影最初的名字就叫《孩子》，但上映的时候改成了《祝你幸福》）。电影的开篇始于一起离婚案件，律师罗宇和医生白慧因为意外失去了他们的独生女，婚姻生活无以为继只有离婚，但因为有所谓的“离婚冷静期”的政策，他们只能带着怨气等待。与此同时，两人又因为各自的职业卷入了失独老人的胚胎归属权的纠纷，介入到另外一个家庭因为孩子产生的困境中。

　　从立意看，电影的本意是尖锐的，直接展现了女性在面临生育时候的困境，其中最高潮的一场戏是宋佳饰演的白慧向丈夫展现自己的妊娠纹，当孩子不幸离世，其存在的痕迹却镌刻在母亲的身体上。另外一边，在胚胎的争夺中，男方的父亲坚持认为如果没有自己的儿子，光凭女方一己之力，受精卵是不会存在的，因此他们坚持索要受精卵的归属权。

　　由于代孕在中国是被禁止的，电影没有明确说明男方父母想要受精卵的具体用途，但是通过女方母亲的台词，观众也能猜测一二。女方的母亲坚持不愿意交出受精卵的归属权，一方面因为女儿并没有在物理层面死亡，也因为她认为正是男方一家对生育的渴求，迫使他们一次次地接受生育辅助的手术，间接造成了小夫妻的交通意外。

　　某种程度上，这部电影显然借鉴了伊朗电影《一次别离》，试图通过离婚故事折射更广阔的社会问题，电影中的角色深陷伦理编织的大网，每个人都情有可原，却无法解脱。但遗憾的是，电影本应是对父权为中心的家庭伦理的批判，最后却沦为了和稀泥式的中国家庭团圆。男主角夫妇意识到了孩子原本是因为幸福才降生的，未来不论离婚与否，都不要丢失追求幸福的决心；而争夺胚胎的双方家长也达成了一致，决定共同拥有胚胎的处置权。

　　从细节来看，电影的主创显然意识到了生育问题的核心，当社会支持不够充足的时候，个体家庭往往需要承担生育带来的全部风险，白慧之所以失去了孩子，是因为她由于疲倦暂时将孩子交给了婆婆看管，事实上是将“母职”转移给了上一代女性。而失去儿子的老夫妻在伤心之余想到将儿子媳妇的受精卵“据为己有”，本身就是中式大家长的思维，电影不断地展现老夫妻失去儿子的悲伤，却没有给到任何一个闪回镜头表现儿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否真的想要成为父亲。某种程度上，《祝你幸福》本应该是一出深刻反思父权制生育体系的作品，但为了照顾观众的感受，它不但将故事的叙述主体转换成男性视角，还安排了一个所有人可以接受的温暖结局。

　　《野孩子》是这个中秋档期的票房冠军，但比起导演殷若昕的前作《我的姐姐》，《野孩子》的热度和票房恐怕都没有达到预期。

　　电影的故事是刺痛人心的：20岁的马亮因为原生家庭不幸从小流落街头，他不得不靠着四处偷盗为生。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8岁的男孩轩轩，后者因为长期得不到家庭的温暖，也成了所谓的“事实孤儿”。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男孩子在因缘际会中建立了兄弟一般的感情。为了轩轩，马亮甚至愿意冒着风险留在当地，并且忍着饥饿也要保证弟弟的营养……

　　这部电影很容易让人想到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同样关心的是社会边缘群体，甚至同样构建了一个没有血缘的家庭，但是枝裕和对产生“小偷家族”的社会机制显然刻画得更为深刻，他没有简单地用温情脉脉去掩盖社会问题的残酷。在《野孩子》中，导演着力刻画的是所谓的兄弟情，但她却无法回答：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么多孩子流落街头，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长期处在一个无人收留的状态中。

　　在很多采访中，殷若昕都表达了对原生家庭的重视，她认为马亮和轩轩的困境，主要原因是家庭的不作为。但诸如他们这样的“事实孤儿”因为亲生父母尚在人间，是无法得到相关的救助的。而且，又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孩子的父母一去不回头，让孩子们陷入贫困和失学之中呢？恐怕不是一句父母不负责任就可以解释的。

　　显然，《野孩子》的创作者也明白这个道理，他们也没有将解决问题的期待放在原生父母回心转意之上，而是塑造了一个代表公正和善良的女警官。通过她个人的努力，马亮和轩轩的生活终于走上了正轨。

　　这样的电影其实不是现实主义，而是一种彻底的浪漫主义，现实需要对英雄的歌颂和向往，但也需要直面惨淡的现实，并拥有决心改变的勇气。而在这个电影似乎逐渐失去大众影响力的时代中，创作者也同样需要这样的勇气，沉溺在过去的经验是不够的，只有打破模式重新讨论，不再墨守成规，真诚地去表达，观众才会重新被电影的魅力召唤。